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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借山吟——齐白石的画意诗心

　　展期：2023年5月24日-11月24日

　　地点：北京画院美术馆

　　众所周知，齐白石以书画艺术闻名于世，但他却始终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他曾说：“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如果理解成他说自己作诗的水平超过其他三项，那就误会了。齐白石其实只想表达他对诗的热爱，作出好的诗是他终生追求的理想。了解了齐白石学诗的历程与作诗的意趣，才能真正深入体会“诗、书、画、印”这四者的相互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到文人画艺术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齐白石幼年家贫，7岁时随外祖父读了大半年的私塾，陆续学习了《四言杂字》《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家诗》。在齐白石的《自述》中，他回忆道：“外祖父又教我读《千家诗》，我一上口，就觉得读起来很顺溜，音调也挺好听，越读越起劲。”但由于“家里人手不够用，我留在家，帮着做点事”，因此“读了不到一年的书，就此停止了”。上学时光尽管如此短暂，却为他日后继续自学写诗打好了根基。到了20多岁，他自学《唐诗三百首》，一读就熟，并学着作起诗来。

　　到了25岁，齐白石的机遇来了。由于他的雕花手艺高超，得到了本县乡绅胡沁园的赏识，主动提出免费传授他花鸟画，并在胡老师的引荐下随当地名士陈少蕃读书学诗。齐白石心里乐开了花，更加勤奋读书。有一次，齐白石从好友王仲言那里借来了白居易的《长庆集》，白天做木工没时间读，只好放到夜晚。由于家境贫困，常常用不起灯油，齐白石烧起了松柴，借着火光把书对付着读完。70岁时，齐白石想起这件往事，专门作了一首诗，名《往事示儿辈》：

　　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

　　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

　　到了齐白石30岁那年夏天，几个好友组织了诗社，借用五龙山大杰寺内几间房子作为社址，故取名“龙山诗社”。诗社一共七个人，被当地人称为“龙山七子”，齐白石还被推为社长。这样，齐白石的诗词爱好便有了固定的交流圈子。广州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幅齐白石绘制的《龙山七子图》，便是齐白石纪念1894年他和朋友们组织创立龙山诗社所作。

　　由于家境原因，诗社成员大都是世家子弟，作诗的底子都比齐白石厚实。齐白石诚恳地向他们学习，同时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友人们的诗词修养大多属于多年准备科举考试的副产品，因此作诗总是追求“工稳妥帖，又要圆转得体”，虽然“作起来颇费心思，但过于拘泥板滞，一点儿不见生气”。齐白石从心里反对死板板无生气的东西，他作诗讲究灵性，虽然不擅长用典，声律上还有不少缺陷，但论“陶写性情、歌咏自然的句子”，他自信“他们也不一定比我好”。所以，齐白石总结说：“我的诗，写我心里头想说的话，本不求工，更无意学唐宋。”

　　展览中有一幅《白菜胡萝卜图》，齐白石题下自作的一首诗：

　　欲了前生未了因，拈毫题句太伤神。

　　园蔬也有尘凡福，曾见窗前看画人。

　　这个苦思冥想的画画人，曾经也是田间地头的种田人。他当了画家后，并没有忘本，画上画的都是农事和地里收获的果蔬。言之有物，一直是齐白石作诗的原则，他绝没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那股酸腐气。

　　齐白石最擅长借物寄情，而诗兴往往源于画意。

　　齐白石家只有水田一亩，虽然好年景收成不错，但架不住一大家子人的吃喝，经常要靠其他食物填补不足。齐白石童年时，田里有点芋头，母亲叫他去刨，拿回家后用牛粪煨着吃。后来他只要画芋头，总会想起当年的情景。曾题过一首诗：“一丘香芋暮秋凉，当得贫家谷一仓。到老莫嫌风味薄，自煨牛粪火炉香。”衣食富足之后，再吃到芋头，会觉得味道寡淡，齐白石却感到格外香甜。他也告诫自己“充肚者胜半年粮，得志者勿忘其香”。因此，在另一首诗中，他说出了创作灵感的来源：满地草间偷活日，多愁两字即为诗。作诗的状态得自真实的生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正如他说：“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不是豪门贵族能知道的。”

　　由于齐白石的画家身份，他诗作的另一大特点是题画诗在诗集中占绝大多数。有一首怀念已故亲人的诗，由写景开始，引出导致诗兴产生的小物件，最后交织成一段不断回荡的旋律。这首诗题写在一幅画牛的作品上，他起首说：“星塘一带杏花风，黄犊出栏西复东。”齐白石每天的任务就是带着牛到山里找草吃，同时还有看护弟弟的责任。为保孙子出门平安，齐白石祖母特地买了一个小铜铃，用红头绳系在孩子的脖子上。这样，当阿芝（齐白石小名）回来时，由远及近的铃声会告知眼睛已看不太清楚的祖母可以煮饭了。母亲也求来了一块刻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小铜牌系在他身上，以保佑他进山不会遇上豺狼虎豹，也能避开妖魔鬼怪。齐白石感念祖母和母亲的养育之恩，以感同身受的方式写出了后两句：“身上铃声慈母意，如今亦作听铃翁。”当年的放牛娃如今变成一个垂暮的老人，他的童年回忆才格外的动人。

　　齐白石的诗也涉及到时事。八年抗战期间，他深居简出，大大减少了作画的数量。当时日伪政府的人不断上门求画，他干脆闭门谢客，不再接受订单。虽然为了全家的生计，不久齐白石又不得不重操旧业。不过，他特地写了一张“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告白贴在大门上。尽管接单少了，齐白石并没有停笔，除了保持自我训练的强度外，他还通过题画诗释放内心的郁闷。比如，他画螃蟹图时曾题写：“处处草泥乡，行到何处好。昨岁见君多，今岁见君少。”另一首写得更直接：“老年画法没来由，别有西风笔底秋。沧海扬尘洞庭涸，看君行到几时休。”借螃蟹喜欢横着爬行的特征暗指侵略者的末日终有来到的一天。

　　齐白石在学诗的路上还遭受过一次“重大的打击”。由于他在绘画和篆刻上的出色成就，引起了众多社会名流的关注，其中就有湖南籍名儒王湘绮。1899年10月，齐白石经朋友引见，正式拜王湘绮为师，并献上自己写的文章和诗请老师指点。没想到这位导师很看不上他作的诗，开玩笑地说也就是“薛蟠体”的水平。齐白石即便差，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后来胡适认为，作为老师的王湘绮这样评价学生的诗近于刻薄，批评说：“白石虽拜在湘绮门下，但他的性情与身世都使他学不会王湘绮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诗与文都没有中他的毒。”齐白石对此保持心平气和的态度。

　　1904年七夕节，齐白石等弟子陪王湘绮游览南昌名胜。老师出了联句让他们对句，没有一人联得上。多年以后，齐白石回忆起这件事，在《自述》中写道：“作诗这一门，倘不多读点书，打好根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虽说我也会哼几句平平仄仄，怎么能够自称为诗人了呢？”为此，他特地把自己的书斋“借山吟馆”中的“吟”字删去，改名“借山馆”。

　　纵观齐白石一生的诗作不难发现，在诗歌的体裁上，他擅长写绝句，而不是律诗。一般情况下，律诗的格律、平仄、起承转合要求比绝句高，适合于表达细密的诗思和婉转的情怀。而绝句相对律诗来说，更宜于表达跳脱的奇思和偶发的诗兴。齐白石的诗给人以清新明快感，正是充分发挥了绝句的长处。

　　齐白石的诗不拘格律，蕴含鲜活的生命力，描绘现实，贴近自己的内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种雅俗共赏的特质与当下我们的生活多有心意相通之处。从齐白石的诗与画中，我们可以品味到平凡生活中属于中国人的那一份特有的生命美学。

　　北京画院所藏齐白石手稿，以诗的数量最多。这都是他自己作的诗，有涂抹修改稿和誊清稿；有早年所作所抄，也有中晚年所作所抄；有行书，也有楷书。这些诗稿，对了解齐白石的思想情感、诗歌创作，考察齐白石书法风格的演变，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如北京画院吴洪亮院长在前言中所写：“齐白石诗歌的独立价值几何？不是本次展览的核心，这一展览的核心是为观众呈现他诗歌的发生、生存的方式以及产生的涟漪。” 【编辑:刘阳禾】

　　文艺评论专刊推出的《青浪潮》系列青年艺术家访谈，一言蔽之的初衷，就是倾听青年艺术群体的所思所想，关注他们当下的处境和作品，架起他们之间沟通和交流的纽带——在向外界提供了解他们的契机的同时，也践行我们这份面向青年的文艺评论专刊的责任和义务。

　　7月，暑期档影片《热烈》登陆院线，收获了不错的评价。影片讲述街舞青年陈烁(王一博饰)在“惊叹号”队教练丁雷(黄渤饰)的帮助下逐渐成长，最终一起击败舞团前主力Kevin带领的另一支队伍，获得全国街舞大赛冠军的故事。

　　在访谈中，大鹏坦率地表示《热烈》是一部相当有难度的作品：从受众上讲，街舞是一种小众运动；从拍摄上讲，要把街舞拍好难度极大。所以，创作者要面对的挑战不仅在于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将街舞题材拍好，更在于如何让这样一个小众的、充满青春激情的项目与观众产生深度的连接。对于这两个问题，大鹏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方面，将一场20分钟的戏当作2个小时的戏看待，精细钻研舞台段落拍法；另一方面，着力构造生活质感，无论是剧本编写还是现场执导的过程中都关注生活细节。

　　对他而言，《热烈》不是一个“街舞片”，它讲述的是一群普通人的艰辛与努力，是一群“小人物”面对重重困难时的顽强拼搏。大鹏希望透过这个由真实舞者经历汇集而成的虚构故事传达出一种乐观的精神，以及最重要的，人类的善与爱。

　　“霹雳舞也有国家队？”

　　北青艺评：关于《热烈》的缘起，街舞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文化，拍起来难度也比较大，怎么想到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大鹏：缘起是杭州亚运会邀请我拍一个与亚运会有关的电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献礼片，一个命题作文。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我们就到杭州去开会、采风。亚组委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创作自由，表示只要这个故事发生在亚运会筹备期间，以这个时间节点作为背景就可以。我们注意到今年亚运会有一些新的比赛项目，包括电竞、街舞等。而街舞既有娱乐性也有竞技性，很适合拍成电影。所以我们决定从街舞这个角度切入亚运会展开故事，就有了这次创作。

　　北青艺评：您之前是否了解街舞，自己跳吗？如何找到命题与自身经历的重合部分？

　　大鹏：我不跳，但我喜欢看。一方面，我小时候是乐队的吉他手，个人感觉自己在音乐这方面是有特长的。街舞需要跟音乐配合，舞者随着音乐律动，因此对我不算完全陌生。另一方面，我也好奇。我喜欢制造生活的经历，然后参与其中。我会想如果选择街舞这个题材，那么一定可以认识很多跳街舞的人，参与到他们的生活里，通过与他们的沟通创作这个故事，由此开阔我的眼界。这就是这件事情的美妙之处。由于要为创作采风，我直接就找到了中国霹雳舞国家队的教练，让他帮我去找最有代表性的人来，跟他们一起相处，看他们的比赛和训练，聊他们的过往经历。其中有很多他们的想法，最后都还原到了电影中。

　　你可能会惊讶，霹雳舞也有国家队？确实有，有教练员也有运动员。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面对“霹雳舞也有国家队”这样的问题。其实，街舞虽然入选亚运会成为一个竞赛项目，但它还是一个小众待推广的体育运动，或者说对很多电影观众而言存在一定的门槛。所以这个电影能被拍出来，吸引很多人来看他们的故事，让很多人受到感召，我是感到非常满足的。不仅如此，我们的很多演员也都在为国争光的路上：《热烈》里面的“惊叹号”队中，有一个队员名叫森林，他就刚刚入选了中国霹雳舞国家队，而在拍摄电影期间还不是，当时只是在争取。谁也没想到“惊叹号”真的诞生了一个国家队队员。还有一个就是影片开头“Dancing Machine”队的小猴子，他不久前在法国拿了世界冠军。

　　“创作最苦恼的事是没有限定的词汇”

　　北青艺评：您和编剧苏彪如何开启合作，一般流程是什么？

　　大鹏：我们是在2012年，拍《屌丝男士》时产生了合作。当时这部剧已经在网上开播了，突然有一天我在邮箱里面收到一个投稿，作者是一个广告公司的文案策划，一个小伙子。他说自己试着写了几个剧本，我一看写得非常精彩，就约他见面。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一起创作了《屌丝男士》后三季的网剧，以及我全部的商业喜剧电影——除了中间有一个《吉祥如意》属于另外的创作分支。

　　我们两个的配合是非常流畅的，因为我们的个人经历是有重叠的：都是来自东北极小的城市，大学也考不到北京，毕业之后到北京来打工，做着和娱乐行业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作，因为热爱开始写作、拍摄，并且共同收获关注，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应该说我和苏彪是基于巨大的信任和默契，以及等同的喜剧观和价值观，由此有了长期固定的合作。

　　一般的流程很简单：两个人一起聊一件感兴趣的事情，接下来就去丰富这个故事。在大部分的合作当中都是我主要负责方向性、骨架性的内容——做什么、怎么做，苏彪负责填充血肉。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编剧，现在也有很多导演正在跟他合作。

　　北青艺评：具体到这部电影，剧本如何编写？

　　大鹏：我有一个好朋友曾经跟我说，创作最苦恼的事是没有限定的词汇，如果让我过分地自由，反而是特别难的；如果你把东西讲得很具体，难度倒相对低一些。对我和苏彪而言，要将内容消化成自己的主动表达和阐述，而具体的方式就是把故事里的角色代入自己的经历——我们都会比较相信一个人只要努力就会变成更好的自己，我们自己也确实就是这么做的，所以首先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接下来的流程可能跟之前其他创作完全不一样。当有了亚运会的举办时间，这个事情就有了倒计时。在这个前提下开展工作，压力自然就变成动力。以前创作时间可以无限延长，可以写到满意为止；这次可能有限定的时间必须要截稿。以前是不停地修改、讨论，再修改、再讨论，拧干净所有的水分，最后找演员，然后再去筹备；这回当我们想到拍街舞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找演员。因为这样是最快路径，当你知道这个角色长什么样，你就知道故事方向该往哪儿走。于是，我们最先做的就是打动黄渤、王一博。

　　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剧本，但比较意外的是，两个人都跳舞也都演电影，所以《热烈》对他们来说是有双重吸引力的。如果用王一博的原话说就是，“电影也是我的热爱，跳舞也是我的热爱，在一件事儿上双重热爱可以叠加，那我就愿意参与。”根据演员创作人物关系，根据他们的形象塑造角色和性格，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地铺陈开了：他们面对怎样的困难，他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他们有没有伙伴……这就是这部电影的路径，跟以前不太一样，虽然结果看上去是一样的。

　　北青艺评：以后还会沿用这种创作模式吗？

　　大鹏：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创作有它的规律性，对我们来讲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创作特点就改变了我们接下来的创作。我们常年储备了很多个故事，它们在同时进行，往前看的话没有任何承诺，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电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虽然到最后都是两个小时，但前面要付出好几年，它有一个特别长的创作周期。这就要求你必须得时刻想起这个故事来都特别兴奋，这才能支撑你继续做下去。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想更踏实地去讲述我们感兴趣的事情。

　　为什么Kevin是Kevin，陈烁是陈烁？

　　北青艺评：最开始怎么想到以陈烁和Kevin两个人物以及背后的阶层矛盾来结构影片？

　　大鹏：其实我们不是主动想要展现阶层之间的对立，而是故事本身滋长出来就是这样。我们需要陈烁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阻碍，因此就要设计这个阻碍。他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对手，那么这个足够强大的东西是什么？Kevin与陈烁之间的冲突就是这么在创作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就确定、有意为之的。但反过来看，好像也只能这么

　　写：一个苦孩子没有机会，他的另一面一定就是有资源不珍惜。虽然我们不主动制造这个矛盾，但在故事中，只要下笔还是要走向这个方向。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Kevin是Kevin，陈烁是陈烁？Kevin的父亲在影片里一场戏也没有，但从别人的嘴里可以知道这个人在美国，准备让儿子继承家业。所以，他爸对儿子跳舞这件事一点也不在乎，儿子是一个“有钱没爱”的状态。从这点看，陈烁反而是更优越的，他得到了家庭的支持，所以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温和的，Kevin的方式是激烈的。这可能才是他们真正的差别所在。

　　北青艺评：黄渤和王一博两位主演会参与到剧本创作中吗？表演上如何与他们进行沟通？

　　大鹏：不会，因为写剧本的时候，他们会有各自的工作。我拍所有的电影，准备工作都是非常充分的，不仅是丁雷、陈烁这两个角色，其他每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我都会给他们写人物前史，把他们的人生在电影之外的篇幅也都描述出来。这样演员会更有信念感，会相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只是那几场戏而已。

　　当然，他们看到剧本或者人物具体样子的时候，会给予一些反馈。尤其是黄渤，作为非常有经验的演员、导演，他一定会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够在丁雷这个角色上实现的，其中大部分想法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有效。这次拍电影接触到的所有人都是非常温暖的，大家的沟通也非常顺畅。黄渤作为一个这么有表演经验的演员，他能够帮助我在这个角色上添加很多色彩，让我觉得自己也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之间有很多探讨，尤其是表演尺度上的。最终关于《热烈》的很多好评都是来自表演、角色塑造上的，我也为渤哥感到很高兴。

　　北青艺评：这也是您第一次没有在自己执导的电影里出演，心态上会有什么区别吗？

　　大鹏：我非常享受这次拍摄。我自己对《热烈》是很投入的。以前拍电影的时候，在某一个阶段我会有一种成就感：它不只是我导演的，它也是我演的，无论是我自己还是观众，总会有肯定它的地方。但这次我会问自己，我没有参与演出，那我还会为这个电影倾注全部吗？我甚至会问自己，对《热烈》和《保你平安》哪个倾注了更多的精力，更希望哪个电影好？

　　没有答案。但仿佛是在这次拍摄时，我找到了作为导演的快感。以前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演员的我在攒局，这次是有了职业导演应该得到的创作体验——不在台前出现，只是为这个作品负责。所以这是第一次开启了我对导演这件事情的认知。接下来，除非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我会成为保底演员，否则我愿意与更多演员合作，更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用拍一部电影的精力去拍最后的20分钟”

　　北青艺评：舞台段落难度很大，您在拍摄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大鹏：首先我认为拍摄街舞题材一定是对国产电影有视听层面的贡献的。我过往的所有创作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一开始我自己决定要做这个事情，就希望它在国产电影领域是新的。比如《煎饼侠》，我好像没有看见过一个中国面孔穿着超级英雄的紧身衣、披着斗篷；《缝纫机乐队》也是一样的，把一个演出还原在电影里。

　　从根本上说，《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热烈》对我而言都是同一个主题，就是一群人想干同一件事，最后把它干成了。这是一个序列，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我觉得到了《热烈》这儿，这样的“追梦故事”在我的创作体系里基本上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具体到《热烈》，好像国外有很多音乐电影，但国内就比较少；街舞也是一样，可参照的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事情做了、做好，非常酷。接下来，我看了能找到的全世界范围内的街舞电影，每天看每天看，看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文件夹里大概有50多部，有跳舞题材的，有运动类的，歌舞的也看。这之中不知道哪句话、哪个地方可以武装自己，但重要的是看我自己做不到的一面，比如跳舞怎么拍。

　　北青艺评：筹备期间怎样计划，怎样与团队合作解决技术问题？

　　大鹏：把所有能找到的电影都看完了，我就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技术解决呈现的问题。基本原则就是要找一群最合适的合作伙伴，能力上的最强者进行排列组合：跳舞要找最厉害的，除了黄渤、王一博，“惊叹号”里面所有的舞者都是中国最厉害的一批，说是人均世界冠军也不为过。要保证技术层面跟得上，就要找最适合拍街舞的摄影师、剪辑师。我们的剪辑叫张一博，他之前凭借《少年的你》这部电影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剪辑。而事实上除了剪辑这个身份之外，他还是一个职业舞者，到现在还在全国参加比赛。所以他同时具备舞者的属性和剪辑的素质，那么在处理舞蹈戏剪辑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合适。

　　光有这些还不够，还要反复试。开机前半年，当时是个冬天，我们在北京昌平的一个摄影棚里(《缝纫机乐队》也是在那里拍摄的)，找来了北京最厉害的两个B-boy(英文“breaking-boy”的简称)和两个舞蹈团体，每天就在那儿“研发”，像搞科学试验一样。针对每一个他们呈现的大招“头转”，应该用什么样的摄影机、画幅、移动设备去拍摄，最后剪成样片，不停地看、不停地修正。所有这些确保了我们在开机之前对于舞蹈呈现是有信心的。可以说在中国电影这个范围内，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到最好的，也可以跟世界上的好比较一下。

　　北青艺评：影片最后一部分“逆风翻盘”是很复杂的，怎样做到精彩又合理？

　　大鹏：拍这场戏之前，我们在拍摄周期内，全剧组停工，进行了二次筹备。我每天带着大家开会，把“全国街舞大赛”这一场戏拆成了120场戏。也就是说这个“全国街舞大赛”是由120场戏组成的，我们用了拍一部电影的精力去拍最后的20分钟，让它浓缩成一部有自己的戏剧段落的电影，可以说是“武戏文拍”，让它承担情绪、承担叙事功能。在此之前，我也会去问舞者、DJ、裁判，希望他们能够提供给我一些极端的反转情况，作为素材让我使用。所以其中出现的所有意外情况，包括逆风翻盘、队员受伤、突然音乐断掉，都是现实比赛中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有现实的依据作为支撑。

　　但我觉得拍这个电影真正的难度还不在拍跳舞，而在于怎么拍普通人的生活，让观众感觉它不是一个歌舞片，而是在讲述普通人的热爱。我们当然可以渲染电影里有三场重要的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时间、钱，堆积成最后的视觉呈现。但我觉得最难的还是生活当中的对话、人物的成长、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化学反应。

　　“我觉得拍电影就是要真实”

　　北青艺评：您的电影通常都有很强烈的生活质感，营造或构建的方法是什么？

　　大鹏：其实生活感对我来讲从来不复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我来自一个非常小的东北城市，到北京来“北漂”，有机会拍电影……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幸运。结论就是，无论是《保你平安》也好，《热烈》也好，我去到全国各地的路演，大家都觉得两部片子挺有“烟火气”，对这个评价我自己感到比较满意。

　　我觉得拍电影就是要真实，所以在具体操作一场戏的时候，时常特别花费精力在主演身后的那些人怎么走路上，看他们走路的时候有没有情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一个群众演员、一个NPC。我非常在乎这件事。大家看到跳街舞的比赛，可能会觉得很燃很沉浸。这里面有个秘诀，就是观众的反应很重要。很多国产电影遇到这样的场面可能会让人感觉有点假、有点架空，原因就是旁边的人反应不足。所以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去调动这部分人的表演情绪。具体到电影里，比如陈烁出去买菜，市场里那些人都不是群众演员，都是真实的小商贩。我只需要跟他们沟通，让他们做正常的自己，跟买菜的人聊天就行了。“烟火气”对我来说就是这个道理。

　　文/圆首的秘书 【编辑:刘阳禾】